学术抄袭只是学术不端的冰山一角

来源：《中国美术报》第118期 新闻时评

【编者按】近日，一份《关于吉林大学出版社〈中国绘画的艺术探究〉抄袭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江舟〈思与境偕〉第一章“当代中国画创作现状”的情况说明》呈现在本报记者面前。据了解，南昌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平于2015年出版的《中国绘画的艺术探究》（吉林大学出版社，ISBN 978-7-5677-3735-8）第八章第一节“当代中国画创作现状的分类与辨析”（P142-P151），全文剽窃抄袭张江舟于2010年出版的专著《思与境偕》（江西美术出版社，ISBN 978-7-80749-852-0）第一章“当代中国画创作现状”的内容，抄袭逾万字，且“一字未改”。其实，近年来关于“学术抄袭”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，从曾经的博导王铭铭到今天的副院长李平，抄袭事件中不乏著名教授、学科带头人甚至院校领导，缘何如此？难道这仅仅是学术不端？或许不仅于此，正如某设计领域专家所言：“一位优秀的艺术设计师为何只能以专著、论文进行职称的评聘，难道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不行？”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高校的职称评定、职位晋升等制度方面的不完善、不健全问题。为此，本期时评以“学术抄袭为何屡禁不止？”为话题，邀请相关专家展开讨论。

学术抄袭从主观上来看，是利益驱动学术的后续效应。不难发现，中国高校的学者一旦成名，各种荣誉便纷至沓来，行政部门也乐意锦上添花，财富和地位便稳定下来，即使被人发现学术不端，也是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当下所爆料的学术抄袭或不端现象只能说是冰山一角。

一个人追求财富和荣誉没有错，错的是采用不当的手段获利。抄袭就是学术上彻头彻尾的“盗窃”，盗窃来的学术文章，更成了浪费纸张、破坏学术风气的垃圾，甚至误导后世学人。但是，从学术抄袭现象的引爆来看，抄袭获利者往往不只是学术失范，而是做事做人不断失范后，才从内部爆出其丑，而且相关单位也是在“纸包不住火”的情况下才会处理当事者。本来，学术刊物只是一种交流渠道，但现在却很难看到学术交流现象。上个世纪，学术刊物上常见到“与某某人商榷”之类的文章，这是正常的学术交流，而当下的刊物变成个人表达乃至表现的场所，缺少学术交流和批评文章，学术界失去了内部的争鸣和论辩。因此，学术刊物逐步异化为学术产业链的终端。

大学是传播知识和生产知识的地方，但是否该要求所有的教授都生产新的学术知识呢？如果以学术生产来作为教职的评定依据，那么，研究员与教授的区别又何在？大学的教育对象从传统的精英转向大众化的教学后，教师或教授该有什么样的评价方式呢？从上世纪知识垄断时代，到现今的知识互联时代，教师该有什么样的技能？担当什么样的角色？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，那么旧人事制度就难以破除。如果教师或教授连起码的诚信都没有，如何为师？何以示范？一个学者，要么具有学术能力，要么具有技术能力，否则也就难以为师。

爱因斯坦曾说，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，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数学或实验上的技巧。那么，我们的教育环境是否能培养提出问题的学生呢？学者都是从学生而来，如果学生教育就培育不了“发问”的种子，那么，缺乏问题意识的学人如何成为有学问的学者？实际上，中国教育整体上存在“重学轻问”的教育问题。孔子说，学而不思则罔。思考得从质疑开始，没有质疑何来问题？只有有了质疑，才有可能落实到理性探究。质疑意识的培养没有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得到有效的重视，分数成为目标，而不是提出有质量的疑问和解决对策。不会找问题是当下教育的致命伤，打个难听的比方，教育已经把学生变成了养鸡场的鸡，不会自己找食吃，教师提供粮食，学生负责吃。高中、本科、硕士、博士成为读书流水线上的各个环节，大部分学生在读研之前忙什么呢？复习英语、背诵政治题，这样的学生对学科问题会有多少思考呢？而前面两项于当下是必备的学术研究能力吗？所以，冷静下来看，本末倒置的研究生选拔制度下的学生能有多少学科的问题意识呢？他们有多少时间用来思考学术问题呢？

一个课题，若没有新的现象、新的角度或新的证据和技术路径，就难以成为所谓的学科问题。而今只要搜索学术文献系统，就不难发现，一些课题不断重复地出现，其研究结果也大多雷同，毫无新意。毫无新意的课题论文不断地重复做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新解，抄袭成了一些学人争取利益的手段。究其根本，学术不是目标，职称职务才是目标，为了饭碗不择手段。

为何这么多学术不端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呢？一个因素是论文只是现有评价制度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敷衍，另一个因素就是滥竽充数的利益动机，即使被举报，其单位也未必顺利并公允地作出处理。前者该纠正制度的问题，后者则是动机和利益的调查。

此外，能否建立敢作为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制度也是关键。当下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方式就是叫家长自个儿回去“打孩子”，但自己单位能下手处理那个盗窃作假的“孩子”吗？参与处理的领导如果自身功夫不硬或护短，在处理学术不端上自然容易大事化小、息事宁人。这样的方式符合了所有角色的利益，但是却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。

学术问题不是思考就一定能解决的，如果没有实践的体会和感悟，思考就变成了臆想，如果固化了看问题的角度，思想就失去了新意和价值的发现。艺术领域的学术探讨必然或基于现象和事件的观察，或基于实践中的方法困境，或基于教学中的问题发现，但是这种过程不是一个可安排、可计划的理想学术过程。很多经验性总结和技法创新，需要长期实践的不断探索才可能有所创造，学术上的三言两语，需要半辈子的体悟。但是，这种内在的累积无法得到验证和人事表格化的评价。一个管理做法就是粗暴的数据化管理，人的内心思考和行为可以数据化吗？很多教育家和艺术家，他们的行为就是一种优劣的表征，但是人事部门却以一种逃避的方式来处理，把人的行为和心证等同于“物”的考量，那就是论文数，即使是按“物”来评价，更是简化为以物的数量和刊物档次来衡量，忘记了论文只是学术交流的方式之一。尽管政策上倡导双师型，倡导不拘一格评价人才，但这样的政策喊了十年之久，仍然没有落实到操作层面的人事制度建设上。

如果不能区分“学”“术”的不同特征，不能建立不同的评价审定模式，就只能造成学术不端的重现。思考从行政人事、学术评价、处理问责等方面建立合理的制度，才是减少学界不端乱象的关键。中国当下的学术不是“产能”过剩，而是“产量”过剩，忘记了“学术当为天下利”的初心，就沦为各种业绩表现，而无关学术本身了。